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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安奎

今世西方政治哲学门户繁复，议题纷杂，既展示了学科的生机，也折射出年代的焦虑。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从西方到汉语国际，这些门户、议题及相应的概念和理论从延时传入到渐趋同步，在许多范畴开端挨近同频共振。在此过程中，应奇教授不只尽了很多迻译引介之力，且在同步反思、论析、对话方面有启迪、引领之功，后者在其新近集结出书的《今世政治哲学十论》（以下简称“《十论》”）中有会集出现。《今世政治哲学十论》，应奇/著，浙江大学出书社，2021年版

在国内哲学界，应奇教授以渊博出名，但他并不止于“博观”。《十论》至少有两个彼此相关的显著特色。一是作者在不同的门户和主题之间“纵横捭阖”，而不急于构成承认的定论和断语，自始坚持了智识上敞开和审慎的美德。二是，作者把那些繁复的门户、议题、观念置于古今之争乃至古今中西之争的庞大视界和关心之下，并探究求解的或许性。这是作者的问题认识地点，也是他能在许多理论、人物和门户之间轻车熟路的大结构。他自称有一种“草率行事”而不是“借题发挥”的习性，这当然不是对概念剖析和精密证明的否定——事实上他也拿手此“道”。在政治哲学这样的实践哲学范畴，根据大的问题认识和思维关心来做细腻的研讨，这不仅仅重要的，并且也或许是稀缺的。

所谓古今之争，其详细内容能够有多个不同的面向和多种不同的表达。乃至也有人以为它其实是一个伪争辩。正如《十论》中也引用过的法国哲学家费希（Luc Ferry）的说法：所谓古今之争，其两头只不过是代表了人类思维的不同或许性，而不是一个年代学意义上的敌对。像波考克（J. G. A. Pocock）这样的思维史家，也不倾向于以为古今之间有严厉时刻意义上截然敌对的思维切割。因而咱们也能够看到，适当一批今世思维史家的作业之一，就是对现代政治，特别是对美国革新和制宪建国进行古典共和主义的解读。那么，顺着《十论》的重要问题认识，咱们有必要持续诘问一下：古今之争是不是一个真问题？如果是，这一敌对是否有谐和的或许？

《十论》自身为评论这一问题供给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引子”。作者注意到，施特劳斯和克罗波西主编的《政治哲学史》在评论康德的时分指出，没有人比康德更坚定地拥护热情对理性的恪守，因而坚持以为在人身上存在着纵向等级体系。但是，在康德以及卢梭那里，对人的愿望的束缚却不是以纵向的方法经过恪守人身上的天然等级次序来完成的，而是以横向的方法经过对自在和个人的彼此束缚与尊重来完成的。咱们能够以为，比较起来，古典思维企图从魂灵内部的等级次序中推演、引申出与之相应的外在等级次序，并因而以为这样的次序是契合天然赋性的，而现代思维方式即使着重人道内涵的等级体系，外在次序的生成却是经过主体间的彼此束缚来完成的，也就是根据公共性、公开性的方式准则来达到。《十论》由此指出，康德在古今之争问题上的底子态度，依系于从“纵向体系”向“横向体系”的转化。这个“引子”颇具启发性。因为由内涵的“纵”向外在的“横”的转化，恰恰标明现代主体性哲学的传统中自始蕴含着主体间性的资源。乃至说，咱们应该从主体间性的维度和视界动身去了解主体性。这一点对咱们更公平地对待现代性、现代政治尤其是自在主义传统是很有意义的，其间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咱们应该破除对现代政治的原子主义解说，而这种解说已然成为一种影响深广的教条式成见。虽然在康德那里，公共性、主体间性依然局限于方式准则，没有走向更为厚重的根据对话、商谈的道德与政治，但它不是原子主义的。

由主体间性动身，咱们就能够引出对人的了解的联系之维。古典思维方式当然着重人们之间的联系，所谓“人就其天然赋性而言是政治动物”，其意义之一就在于人们能构成控制/被控制的联系，并由此建立最佳政体与良善日子。但如前所述，这种等级化的联系首先是从人道内部的纵向次序中派生出来的。就对现代性和自在主义传统非常重要的天然权力来说，其横向特征标明，别人一开端就是在场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是自始在场的，只不过它是一种遍及的、“薄”的联系，而不是特别的、“厚”的联系。

对咱们从头认识古今之争的某些详细方面来说，这个联系之维具有重要的理论潜力。例如，社群主义、共和主义与自在主义之辩，就有丰厚的古今之争的意涵，它也是《十论》的重要主题之一。在这些争辩中，共同体（社群）、共益（common good）这样的中心概念自身就是聚讼的焦点。但有了横向体系的视界，咱们就能够把人们之间特定的联系方式自身视为共同体的要核，并由此承认，以自在主义为代表的现代政治当然是有自己的共同体理念的。例如，罗尔斯就清晰提出要建构“世人之间”的真实的共同体。这个意义上的共同体并非一种外在于个人的实体，或许居高临下的朴实异己的力气，它就在个人之间的联系之中。更精确地说，它就是这种联系自身。进一步讲，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一开端就以相等的公民身份为起点，而公民身份原本就是某种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身份，因而，共同体自身就是清晰的理论预设，仅仅正义准则赋予了这种共同体以更厚重的道德内容。相同的道理，共和主义着重共益，但却让共益简直成了形而上学。事实上，真实的共益，或许就是共同体中人们的道德-政治联系方式，保护这种联系方式，就是看护共益。这样的联系并不外在于每一个人，也不能还原为联系中的各方，它对个别具有构成性，一起又依赖于个别而存在。重点是，如此了解的话，它就并不是共和主义的专利，并且它的意义也得到了详细化。

这关于缓解社群主义、共和主义和自在主义之间的敌对找到了某种或许性，但好像远不足以彻底战胜或否定古今之别。其间最为重要的，或许仍是古典天然合理与现代天然权力之间的分野。天然权力作为主体性权力，它的特色在于，它虽有联系之维，但其根据不假外求，就在主体自身，并将自身作为构建外在次序的根底。这与古典天然目的论和天然合理理念着重人道的规范性，以及相应的良善日子的规范性来说，是彻底不同的。

从而，因为主体性权力着重的是来自横向体系的束缚，它由此把人道中许多杂乱的内容私家化了，其间包含杂多、无尽的愿望，一起还有倾向于公平正义的厚重道德寻求，乃至与集体文明和集体身份相关的价值关心。当咱们测验把这些东西归入私家日子，而不对其进行公共道德与政治的反思时，咱们留下的是个人内涵的缤纷次序，并且它们不免又突破私家日子的藩篱，成为实际政治纷争的渊薮。在这个问题上，作为一个秉持现代性取向的哲学家，内格尔（Thomas Nagel）有一个看似很古典的观念特别值得注重：最深入的抵触其实在自我内部，外在的次序终究取决于咱们完成柏拉图式的内涵调和。换言之，从头探寻人道内涵次序的调和与统一性，这是哲学上无法逃避的应战。几个世纪以来，政治经济学以及后来的干流经济学，对人道持有一种极为简明的假定，并由此在很大程度上刻画了包含政治学在内的许多学科。至于人道的其他方面，则首要交由其他学科去做边际的剖析和评论了。在人道问题上，咱们的确丧失了一种必要的整全性视界，而这是古典思维方式的优势，更是古典政治哲学的特质。

当然，着重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建议直接回归古典取向，而仅仅想标明，就像《十论》中所做的那样，咱们能够在一些方面化解古今之争中的详细敌对，但这个敌对自身依然蕴含着适当的冲击力。彻底战胜古今敌对是否算得上一个或许的方针？乃至，它是否是一个可欲的方针？这些问题自身，以及战胜古今敌对的或许的理论方式，依然需求咱们做出坚韧的尽力。

（作者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校正：张亮亮